1966年“运动”爆发后，许多老同志都对“运动”表示不理解，不时流露出一些愤懑情绪配资台，有的人甚至按捺不住，不顾场合地大发议论。
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着急，他担心这些老同志会因为发泄不满而引来麻烦。1967年2月初，周恩来给几位老同志写了一封信，信的大意是：当前这场“运动”方兴未艾，欲罢不能，大势所趋，只能因势利导，发脾气无济于事。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，谨慎从事，不要说过头话，不要做过头事，不要节外生枝，增加“运动”的困难；不要叫人抓住把柄，造成被动，更不要弄到让我不好说话的地步……
周恩来
周恩来写好信后，让秘书周家鼎把信一一送到陈毅、李富春、谭震林等人那里，让他们看过签字后，仍交还周家鼎带回。最终周恩来没有存档保存这封信，而是让周家鼎烧毁了，这充分说明了他在“运动”时期的艰难处境。
周恩来的预料果然没错，几天后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上，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（当时人们称他们为“三老四帅”）对林彪、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、乱党、乱军的罪恶活动，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，“三老四帅”的举动虽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，但也得罪了“运动”的那帮新贵。
2月19日，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，严厉地批评了“大闹怀仁堂”的“三老四帅”。但“三老四帅”都很不服气，拒绝检讨。周恩来认为，毛泽东在他所认为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，如果“三老四帅”不检讨、不认错，毛泽东是一定会不依不饶的，那么这样下去，“三老四帅”就会一个都保不住，这也正中了林彪、江青一伙下怀。
怀仁堂
当天散会后，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就给叶剑英打电话，电话接通后，他问叶剑英：“在家呐？”
叶剑英回答说：“都在这儿呢！”他的意思很明显，老帅们都在他这里。
周恩来便在电话里谆谆告诫老帅们要顺应“运动”潮流，讲究斗争策略，他还特别提醒老帅们说：“你们指挥打仗都是战略战术运用得好，才取得最后胜利的，眼前的斗争也必须讲究战略，才能保全自己。”
周恩来挂掉电话后，叶剑英把他的意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了几位老帅，并感叹道：“我们不要辜负总理的良苦用心，从长远的战略着眼，我们应该作检查，总理也好为我们说话。这样做，对国家、对人民都有利，打仗也还讲究使用迂回战术呢！”
周恩来和叶剑英
陈毅听后也笑着说：“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了！为了党和人民，也要检查，这并不是向‘中央文革’检查。他们算老几？不就是阴差阳错，鬼使神差，走了鸿运，应运而生的几个暴发户嘛！一时一地的胜利，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，看谁笑在最后！”
几天后，“三老四帅”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查，并委屈地接受了“中央文革”大员们的批判，终于涉险过关。
正在江青得意的时候，1967年的“五一”节前夕，一件意外的事使她目瞪口呆：周恩来领着“三老四帅”去见毛泽东了！江青几乎连鼻子都气歪了，她认为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见这几个“败将”，是长敌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
毛泽东见到“三老四帅”后，亲切地问候他们：“你们身体都好吗？”
毛泽东和叶剑英
“还好！”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说。
毛泽东感叹道：“那些天，你们思想不通，过不了关，我心里也着急啊！你们对‘运动’不理解，思想上想不通，这也不奇怪。想不通心里就憋着一股气，就犯了错误。承认错误，检讨了就好嘛！”
周恩来马上打圆场说：“2月16日那次会议之后，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，感到辜负了主席的期望，也想有机会向主席当面检讨。”
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：“你们不要背包袱哟！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！”
周恩来望着毛泽东，趁热打铁说：“明天是‘五一’节联欢晚会，主席……”他又看着“三老四帅”说：“你看谁应该参加？”
毛泽东和周恩来
“你开个名单吧！”毛泽东笑着，风趣地说：“没有你们陪着我上天安门，我不成了光杆司令啦？”
早已做好准备的周恩来拿出一份名单，上面除了“三老四帅”，还有其他的党政军干部。毛泽东粗略地看了一下，顺手拿起笔来，在名单上批了“同意”二字。
周恩来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配资台，这不仅仅是身陷重围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公开亮相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保护了一大批国家栋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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